对于后人来说，魏玛宪法常被理解为一部旨在建立与之前帝国形态完全不同的新国家的基础性法律，或者说，一部与之前旧帝国的宪法不存在任何连续性的新宪法。
强世功、高全喜等学者曾有关于不成文宪法的讨论，但却均未注意到《决议》这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秩序影响深远的文件。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不惜全盘接受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承认列强在华特权，就是源于其过于看重西方列强的承认形式，认为不获得西方列强的承认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成员资格所致。
2 《共同纲领》在总纲第九条规定了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第十一条规定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总纲之后，共设六章，其中第六章为民族政策、第七章为外交政策。从内的维度，这体现了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斗争之后如何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和国家建设的质的飞跃。市域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是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深入的现实需求，更是市在我国行政区划体制中地位进一步强化的体现。相反，它需要将本国人民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政治共识，以制宪权的方式，记载于宪法文本之中。
这是因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保证和基石，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34。第三，就联结的实现层次而言，基础设施的联结、经济结构的联结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人心的联结。民法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要件实际上对应于基本权利干预合宪性审查中的干预要件，违法性要件对应于国家干预行为的宪法正当性要件。
[11]此时，审查重点就转向了损害或威胁的可归责性，[12]审查的内容具体有：是否存在本国国家机关的行为，基本权利是否受到事实上的损害或者受到威胁，该损害或威胁能否归责于本国国家机关的行为。基本权利的核心决定了保护范围的形成，核心一旦发生变化，保护范围也会随之变化。[91]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以获得资助或者外国居留权为目的而结婚，属于权利滥用，不受宪法上婚姻自由的保护。其中便包含了对国家财政能力的考虑。
自由反映了行为可能的随意，自由权则是一种受宪法保障的具体的个人法律地位。[82] 参见前引[75]，Meister书，第95页以下。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揭明界定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之现实意义的基础上，逐次探讨界定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思路、方法和步骤。[16]对比民法上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发现，国家对公民的公法侵权责任要想成立，首先必须判断国家的干预行为对公民造成的不利影响究竟源于对哪种义务的违反。即使国家机关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公民亦无法主张国家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其基本权利。因此，也有学者将内在限制称为保障限制，将外在限制称为保留限制。
如果采狭窄的界定思路，只有具有艺术内涵的行为才受艺术自由保护，则很难看出艺术家的性行为有什么特殊的艺术品质。权利对应义务，即某人有某项权利意味着某人可以要求对方履行对应的义务，只有履行了该义务，相应的权利才能实现。如果所有的行为自由都受基本权利保护，就有可能引发对杀人的自由、盗窃的自由是否受基本权利保护等极端问题的讨论。[70] 四、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反向排除 基本权利的限制包括外在限制和内在限制两方面。
要么不带有思想交流的性质，如货物寄送。一旦有外力对气球进行压迫，气球就会向内凹陷，只要外力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就不会对气球造成破坏。
于是出现了一种折衷理论，即狭窄保护范围的外部理论（前述狭窄界定）。[35]自由推定原则固然可以用于调整和判断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却无能为力，因为国家在介入公民之间的权利冲突时，经常是在维护一方自由的同时限制另一方的自由。
对于气球而言，它的膨胀是有限度的。相比之下，国家公法侵权责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多出一个基本权利保护范围要件。中国的基本权利理论话语，也将随着中国特色宪法教义学的发展不断成熟，而这需要宪法学者与合宪性审查机关的共同努力。既然德国基本法第11条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中并无保卫国家安全的理由，那就只能推定基本法的制定者不想通过第11条保护出国旅行的自由。[7] 前引[1]，Merten文，第67页以下。这种认识在根本上混淆了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审查与对基本权利干预的审查，不仅无助于揭示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客观样貌，也将导致合宪性审查的三个阶段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对于这一条款，许崇德认为上述三种行为超出了宗教的界限，不属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范围。例如，作为一种确定的权利，基本权利保护盗窃、窝赃和杀人显然是荒谬的。
（二）明确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独立价值 长期以来，德国、美国等合宪性审查实践较为丰富的国家，在针对基本权利干预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多将审查重点放在第三个阶段，而对有关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审查未能给予足够重视。法律上形成的保护范围是通过立法形成的，立法机关自然享有较大的裁量权，只要立法裁量权没有逾越必要的界限，合宪性审查机关都应予以尊重，审查也相对宽松。
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此种限制就可能是不妥当的，因为香烟不属于专业性强的商品。[61]其次，历史解释旨在探求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原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基本权利可能受到的威胁也在发生变化，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也要着眼于当下，这就是目的解释的必要性所在。
基于上述分析，认为狭窄界定乃决断主义的观点就很难成立了。[48] 参见陈慈阳：《基本权核心理论之实证化及其难题》，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66页。可见，在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问题上，两种思路之间的争议，本质上是权衡方法与解释方法之争。[94] Oliver Lepsius, Kritik der Dogmatik, in: Gregor Krichhof/Stefan Magen/Karsten Schneier (Hrsg.), Was wei? Dogmatik?-Was leistet und wie steuert die Dogmatik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Mohr Siebeck, Tübingen,2012, S.43-44. 作者简介：王锴，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68] 出版自由所保护的设立出版机构、进入出版行业、编辑过程乃至在出版物上打广告，都是言论自由所不及的。其次，不在保护范围意味着无需进行是否为干预的审查，而不代表不构成干预。
为消除公众的担心，政府选择了公布上述名单。例如，在齐玉苓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认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其次，立法者也要根据国家履行相关义务的可能性来形成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三）基本权利内在限制的内容 对于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而言，内在限制是其所能到达的最远边界。
该书并未正式出版，只是被赠送给一些大学的图书馆或被告亲友。[29] 宽泛界定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5]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在判断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干预是否合宪时，第一阶段要审查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即公民的行为是否受到某个基本权利的保护。对此，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通话记录或通讯记录不在宪法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内，上述地方性法规并不构成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侵犯。
某个行为即使不受A权利的保护，仍有可能受B权利的保护。（一）基本权利内在限制的来源 围绕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学理上存在内部理论与外部理论的争论。
比较典型的是对宗教自由的界定。随着合宪性审查实践的不断增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精进，我国宪法上各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也将逐步得到廓清。
在德国的一起案例中，一名邮递员撕毁了科学教派投寄的广告印刷品，[30]原本行政法院仅需审查该行为是否违反了邮递员的职业义务，法官却转而怀疑邮递员的撕毁行为可能要受其良心自由的保护，于是在邮递员的良心自由、职业义务甚至邮政事业的功能之间进行衡量，使得简单问题被复杂化了。首先，在确定保障领域的过程中，历史解释要发挥首要的作用。